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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访艾滋病防控社工生活：靠狂吃东西解压
发布时间:2020-10-17 浏览次数:340
昨日，东莞市疾控中心预防保健楼里，艾防社工在接受市民咨询 本报记者 周天宝 摄。
工作人员在火车站进行防艾宣传。 本报资料图 记者 陈帆 摄
记者 肖佩佩
东莞艾滋病防控工作今年5月首次引入专业社工服务，走在全国前列，本报记者走进艾防社工世界
“我们不会制作假的报告，你确实没有感染上艾滋病毒，我们是经过多次实验、审核才出的报告。”
“你的事情已经是半年前的事情了，艾滋病感染窗口期是3个月，你检测了两次阴性，没有问题了。”
……
临近晚上7点，市疾控中心预防保健楼的灯光已熄灭，但3楼艾滋病预防控制科的咨询电话仍响个不停，两个年轻人在这加班接电话，他们是艾防科里的新身份——艾滋病预防控制科社工。
12月1日是第23个艾滋病日。来自市卫生局的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2009年10月底，东莞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已超过了2000例。
艾滋病，一个目前仍无法攻克的重大疾病，不仅令感染者身心痛苦，还让普通人闻之退缩。在东莞，艾防社工，作为一种预防艾滋病的新生力量开始出现。从今年5月开始，由政府购买服务派驻艾防科的两名社会工作者正式上岗了，半年多来，他们通过专业技术，为高危人群、感染者、病人、恐艾人士提供咨询求助、心理关怀等人性化服务。
“专业社工参与防艾，这是一种新的艾滋防控干预方式，它已成为政府艾防工作的补充力量。”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巧利表示，目前东莞艾防社工工作刚刚起步，但这种艾防社工干预模式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，接下来还计划扩充人员。
在第23个艾滋病日到来前两周，本报记者走进艾滋病防控社工的独特世界，了解他们与艾滋病病患相处的一点一滴。
艾防社工服务不到2个月就有同事辞职
“你是来做检测的吧？”“恩。”“不用担心，你多陪陪她。”艾防科门口，刚来的一对年轻男女不知所措时，阿丽赶紧上前搭腔，边拍着女孩的肩膀安慰，边向女孩旁边的男士叮嘱。
阿丽，23岁，浙江人，艾防科里最年轻的面孔。
阿丽有一名男搭档叫小颜，24岁，湖北人。在艾防科里，两人共同承担起了东莞最新的艾防社工服务。
走上市疾控中心预防保健楼三楼，右手边有两个办公室，这是这对搭档专用的办公场所。
第一个办公室是疾控中心专门为社工工作设立的等候室，第二个是咨询室。等候室确定用于接待艾滋病咨询热线、前来领取报告单的检测者。咨询室则接待前来做VCT(自愿咨询检测)、CD4(淋巴细胞检测，可衡量感染者免疫功能受损情况)的案主(社会工作服务的对象)。
小颜坐在等候室里，接听感染者或者病人打来的咨询电话。阿丽负责在咨询室里工作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个案咨询。咨询室的桌上放着两大包纸巾，“有时候，一个咨询过程案主会一直哭下来，这证明我们的服务让他们心里的郁结得到了宣泄。”阿丽说。
但小颜和阿丽的工作并非一开始就这么顺。因为社工参与艾防以前在东莞是空白，小颜和阿丽并没有经验可参考。他们除了面对艾滋病感染者、病患的不信任，还面临着其他艾防人员的质疑：有医生就好了，社工能起什么作用？
其实在阿丽来之前，小颜有另一名男搭档。今年3月~5月，两人在机构经过了社工专业技巧培训以及艾滋病专业知识培训后，同时进入了艾防科。
“不过，这位同事却一直无法找到和艾滋病群体沟通的方法，心理上也有了挫败感。”小颜说，工作了1个多月后，这名男同事就辞职了。
岗位空缺了，展能社工机构立即考虑到了新对象阿丽。
一听到艾滋病，阿丽当即傻眼了，“第一个感觉就是安不安全，工作中会不会感染啊？”阿丽笑了，“我当时对艾滋病知识确实不了解。”
到底要不要去？阿丽询问了先行者小颜，“握手、吃饭这些日常接触是不会感染的，你看我在这里不是好好的，而且现在有些案主是适合与女孩子交流的，很希望你过来。”
小颜的回答坚定了阿丽的决心，当晚10点，阿丽便回覆了机构，决定为艾滋病干预服务。
为对性进行脱敏治疗学看性爱片
每周一，小颜两人都会来到市疾控中心门诊部，这里有一些前来进行艾滋病自愿检测的人以及一些艾滋病感染者、病患，社工在为他们提供一些艾滋病知识咨询时，如果发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就立即开设个案，为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干预。
一些感染者或者恐艾人士因为在生活中无法找别人倾诉，社工就成了他们倾吐情绪的对象。
现在，每天下班后，阿丽都能接到干预对象的电话，有时候一聊就是1个多小时，有时候是一个接完又来一个。
“做防艾干预确实很累。”不过，阿丽和小颜却觉得非常开心，“这证明我们艾防社工的工作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接受和认可了。”
不过，和艾滋病感染者、病患接触时，也有让两人尴尬的地方。目前，东莞艾滋病感染方式中，性传播途径已取代吸毒成了首位。在艾滋病干预中，性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话题。
“每天都要谈论性的问题，其实我感觉真的很有压力。”23岁的阿丽刚刚踏出校园，她甚至还没有交过男朋友，却必须涉及到性行为的细枝末节。
艾滋病感染者或者检测者通常会叙述一些性行为具体过程，让社工帮助分析感染风险的几率等问题。此时，阿丽不能表现出害羞或者排斥。“他们会很敏感，特别是同性恋人群。”
在确定要进入艾防科工作的时候，机构老师还专门为阿丽培训了一天，为她进行性脱敏干预。“老师教我必须要接受这个事情，包括还鼓励我去看一些性爱片，真正地了解整个过程。”
阿丽也曾犹豫过，她没想到要谈这么深入的东西。不过，阿丽还是克服了，她主动上网了解这些方面的知识，“就是希望能让服务对象感觉到我是专业的。”
如今，阿丽的付出得到了回报。“案主说，在我结婚的时候，不管他在哪里都要赶来给我雕一对龙凤，你的成长对我来说已经足够。”这是阿丽现在的QQ签名。
对家人“洗脑”劝其接受自己工作
家人和朋友的不理解、不支持，是艾防社工的另一大顾虑。
“其实，一直以来，我都没有告诉父母在做艾滋病服务。”阿丽坦言，虽然自己已经没有了顾虑，但是，艾滋病对家人来说仍有恐惧。“如果家里知道，我害怕他们会立马把我拽回家。”
阿丽觉得这还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，她首先将目标瞄准了家里的知识分子哥哥。
“我开始只是跟他说，我同事在做，通电话时，我常常会将话题转到艾滋病上，借机先向他宣传一些艾滋病知识，比如日常接触是不会传染的等等。”阿丽坏笑了一下，“结果哥哥说你同事好勇敢。”
这样一次一次的宣教后，上个月，阿丽终于向哥哥坦白，以前口中的同事其实就是自己。此后，哥哥打电话给阿丽的频率多起来了。“他总是问，你们一起出去吃饭要不要紧啊，还是要小心啊。”
在家庭方面，小颜得到了父母的支持，“他们只是担心我，面对这么有挑战的工作，是否能够负荷。”
但是，小颜不太愿意将自己的工作告诉周围的朋友。“毕竟现在很多人确实对艾滋病仍不了解，我不希望身边的人有顾虑有误解。”
东莞还将增设两名艾防社工
工作上手后，小颜有了新的规划。他说，东莞艾防社工现在只有2个人，不可能对所有感染者进行干预。“所以，我们希望培养这个群体的群体领袖，由以前社工关怀感染者，慢慢转变成感染者关怀感染者，实现干预价值最大化。”
“我们现在又承接了一个项目，是东莞市艾滋病患病人关怀与支持及同伴教育服务。”小颜说，这个项目就是要建立小组工作坊，将感染者召集起来组织活动，让他们在活动中得到帮助。另外，就是建立艾滋病患互助网络。
目前，艾防社工主导的小组活动已经举办了三次，并且成立了官方的QQ群，已有40多名感染者加入。在这里，他们能够互相关怀，畅聊生活。
小颜和阿丽还希望能将社会工作系统化、常规化，比如将干预对象具体细分为同性恋、吸毒、感染者夫妻、感染者家属，并努力将艾防社工服务辐射到东莞以后出现的每个新感染者。
由于艾防社工服务在国内并没有经验可循，小颜和阿丽也准备将现在实践的东西学术化，希望能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借鉴。
一次次成功的干预，也开始让艾防科工作人员看到了社工的效率。“他们确实帮了不少忙。”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巧利说，以前，人手不足，心理关怀干预一直做得非常少，常常只能是被动接受。
目前，艾防社工在东莞还处于起步阶段，张巧利表示，接下来，东莞希望扩充这只队伍。市疾控中心已经向市卫生局申请，希望能够再增设两名艾防社工。
第一次进行干预
至今，小颜还记得自己的第一个干预案例，他尴尬地说，“其实第一个案例并不成功。”
当时，小颜干预的对象是一个刚确诊艾滋病感染后，前来做CD4检测(淋巴细胞检测，可衡量感染者免疫功能受损情况)的年轻男孩子。
第一次与艾滋病感染者正面接触，小颜只觉得非常紧张、害怕。他简单地看了一下确诊报告，此时案主已明显坐立不安。但是，小颜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去安慰帮助对方。按照以往模拟的干预流程，小颜接着问道：“你是怎么感染上的？”
顿时，场面陷入尴尬中，对方一直耷拉着脑袋，不再出声。最后，小颜压抑住心中的恐惧感，模式化地结束了此次交流。
在碰到第一个干预案例的时候，阿丽同小颜一样有着对艾滋病的恐惧。不过，整个谈话过程还算顺利，阿丽觉得已经很庆幸了，“小颜还夸我第一次接触艾滋病就这么大胆，笑得也很自然。”
虽然第一次介入并没有那么成功，但是，小颜和阿丽进行了及时总结。“毕竟是第一次，内心深处确实还没完全接纳艾滋病，而且没有充分运用专业技巧。所以也无法让案主接纳自己，敞开心扉去宣泄自己的情绪。”
夫妻双双感染的危机
“疾控中心搬新址前，因为资源有限，我们没这么好的办公条件。”小颜说，市疾控中心搬入新址后，立即组织大量印发一些社工服务宣传资料，并积极向服务对象推介社工服务。社工工作也随之忙碌起来，各式各样棘手的案例也接踵而来。
小颜还清楚记得阿刚的经历。一次婚外性行为让阿刚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，这仿若晴天霹雳让阿刚瘫倒在地。他害怕告诉妻子后，妻子无法原谅他，又害怕妻子因为他也感染上了艾滋。
“这个时候，我们就需要启动危机介入了。”小颜说，感染者是否告诉家人事实由他自己决定，但通常我们倾向于让他告诉自己的性伴侣。
如阿刚所料，他告诉妻子后，妻子大发雷霆，根本不能原谅他。此时，社工立即与感染者妻子联络，告诉她艾滋病的知识，帮她树立信心，同时，建议阿刚的妻子也接受艾滋病检测。
在社工的建议下，阿刚向妻子做了深刻悔过检讨，最终，妻子做了检测。“结果显示阳性，妻子也感染了。”
夫妻双双中招，一下子天都塌了。“正常人根本就承受不了这么巨大的打击。”
怎么办？社工抓住了一点，他们的小孩。“虽然感染了，但是，你们还是一样能正常生活，你们要有信心战胜病魔，帮助小孩健康成长……”在对夫妻进行心理干预后，社工还为他们提供一个深入交流的平台。
最终，阿刚夫妻情绪慢慢平缓下来，决心用余下的力量好好照顾家庭。
遇上恐艾人士
一个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后，要面临自身和家庭的巨大压力，但有时候，也会形成一种恐艾心理。在阿丽工作的半年里，她碰到了不少这样的案例。
22岁的玲玲曾经因为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，酗酒割腕企图自杀。社工启动危机介入帮助了她，最后，她的结果显示并未感染。玲玲是幸运的，但此时，新的问题又来了。“这个结果是不是真的，为什么我最近总觉得骨头疼，皮肤也经常痒痒的呢？”
对于玲玲的反应，阿丽并没有惊讶。玲玲跟很多有过高危行为的幸免者一样，出现了恐艾问题。很多幸免者潜意识认为自己感染了，常常把自己的身体异样与艾滋病症状对号入座，这样心理疾病又强化了躯体疾病，最终深陷其中。
阿丽总结发现，恐艾人士常常会一遍又一遍地咨询，而且最普遍的一个行为就是反复检测。
“我曾经接到过一个咨询热线，是从贵州打过来的，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恐艾人士。”阿丽说，对方在两年内，做了90多次艾滋病检测，全部都是阴性，但是仍然不相信结果。这些年，他也反复打电话到云南疾控去咨询，对方都说被他弄崩溃了。最后，他又打进了东莞的咨询电话。
“你当时没有高危行为，你的女朋友已经接受了你的不忠，你现在一次次拿出来说，不是一次又一次伤害她，让她回想起你的不忠吗……”在交谈中，阿丽发现，这位恐艾者已经不是在担心自己是否得了病，而是转变成了对这个病的恐惧。
“在对他进行了理性情绪疗法后，最后他也平复下来了。”阿丽说，后来他再也没有打来过电话。
小颜：艾防社工要真正接纳艾滋病群体
记者：你们这么年轻，如何让服务对象信赖你们？
小颜：社工在国内引入的时间还比较短，新生行业都是新的面孔，现在的社工基本上都是刚毕业不久的。社工服务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我们很理解你的感受，感受着你们的痛苦，当对方感觉被关注、被温暖、被支持时，他其实很急切想跟你倾诉，有时候这种感觉更像是一种忘年交。
记者：在干预中，你和同事配合如何？
小颜：我觉得我们搭配得非常完美，阿丽是个非常乐观开朗的女孩，她很容易和服务对象打成一片，而我则相对比较理性，可以从全局去把握一些方向。
记者：艾防社工队伍计划扩充，对于后来者有什么建议？
小颜：要乐观、自信，最重要是真正接纳艾滋病这个群体，消除歧视。
阿丽：平时靠狂吃东西来解压
记者：干预过程中，感染者都特别敏感？
阿丽：是的，我还记得第一次组织小组活动时，碰到了一个已经发病的艾滋病患者，她全身都已经是血泡了，感染风险相对比较高。但是，正常人如果皮肤没破损是没有关系的。当时，我们在一起聊天，她准备用手拍我，但在半路却收回去了。其实，我心中是闪过顾虑，但是，我还是主动把手伸过去，拍她的肩膀，推她出去参加游戏。
记者：从对艾滋病恐惧到为这个群体服务，短暂的几个月，是否真的克服了心中的障碍？
阿丽：说实话，我会比较小心，但是，我有专业知识，知道什么情况下会传染，知道接触的底线在哪里。毕竟保护好自己才能帮助别人。
记者：工作压力是不是很大，怎么排解？
阿丽：某种意义上，我们其实是别人的一个精神垃圾回收站，压力确实很大。平时，我就是靠狂吃东西来解压，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。(应受访者要求，并保护受访者隐私，文中出现人名均为昵称或化名)